既然目前医院之不能合乎公众期待、医生成为公众批评对象的根源，乃在于混合了行政化与商业化上述两种体制之恶，则改善医患关系，改善医生、医院形象，也就当从两方面同时入手。

　　从医院管理体制上说，首先医院需要去行政化。医院是最典型的专业机构，在这里，最有价值的就是每个医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它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律师、会计行业所普遍采用的合伙制。即便是公立医院，也应当引入医生自治机制。只有通过自治的医护人员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奖惩和知识激励机制，才能让医护人员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医学职业伦理。

　　同时，医院也应当去商业化。中国社会过于商业化了，而且，是最鄙俗的商业化。从政府到媒体乃至普通民众，都只是从金钱积累的角度看待商业，而忽视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据此，人们片面地以为，只有金钱、物质性收入才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于是，医院也被当成企业来对待、来管理。

　　但是，自医生这个职业诞生、自医院这种机构出现，它就不是商业性的。在西方，最早的医院都是由教会创办维持的;在中国，最高明的医生也都是“儒医”、“道医”。现代各国绝大多数医院，公立医院自不用说，即便是非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不以赚钱为目的。为此，允许、鼓励尤其是宗教机构举办各种类型的医院，恐怕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人，尤其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恐怕也需要认识到：医院所从事的业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绝不能成为营利性机构，院长绝不能成为老板，医生绝不能在开处方、开检查单子的时候算计本院的商业收入。

　　当然，一旦引入了自治机制，则医院目前的商业化格局也会被打破。从中国目前的情形来看，行政化与商业化反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商业化可以说是行政权力寻求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相反，如果医院实现自治，则医生共同体将会通过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而从整体上维护、增进所有合伙人的长期利益。这样的目标将使医生不会选择商业化那样的机会主义的自杀性策略。

　　即便不能进行上述较为根本的制度变革，但去行政化、去商业化的方向也是应当坚持的。具体的变革措施可以有：

　　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让医院不再依赖患者的缴费来维持生存。由此，医生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将不再考虑医院盈利的问题。财政拨款还应当达到这样的水平：医生所能获得的收入将不低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这是保证医生尊严的前提。

　　应当调整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的价格，即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相应地降低检查费，控制药品价格，以此提高医生的专业技术在医院整个收入中的比重，这也有利于医生在医院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至于医院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应当在吃大锅饭的基础上有适度差距。换言之，医院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应存在太大差距，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应当维持大体相当的收入。当然，医生的能力也确实应当得到部分反映，可以容许医生获得部分诊疗费或者手术费。但是，同一医院内部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绝不能太大。当然，政府也可以鼓励医生离开医院到社区开设私人诊所。

　　总之，在设计医院治理模式、安排医生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应当考虑医疗服务的自身性质，在这样的制度下，医生才有职业的自尊感。如果把医院当成行政单位或者企业看待，结果当然只能让医院不像医院，生活于这样的医院里的医生，当然也就可能遭到公众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