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两种体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混杂在一起。

　　首先是计划体制。所有公立医院的基础性管理制度都是按照集中计划体制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其典型特征就是高度行政化。从政治上、法律上，政府及政府的医疗管理部门把医院当成一个行政部门来看待，以行政方式直接任命高级管理人员。医院的内部管理体制同样是高度行政化的，院长就是说一不二的“领导”。在医院中，行政权力的效用、价值要远远高于技术，机会、职称、职位等好处只能通过行政渠道获得。这种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本身就剥夺了医生的职业自尊感，哪怕是技术权威，也得服从那些占据着行政管理岗位的无能者的指使。

　　这种体制也必然导致医护人员的医疗伦理流失殆尽。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发号施令者的骄横，服从命令者对于权力的向往、恐惧，都足以使人们的心灵扭曲，使人们丧失起码的道德感，丧失判断对错的能力。权力趋向于使人们的心变得冷酷、生硬，使医护人员只关心自己的得失，对于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权力也诱发医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医护人员倾向于将内部的恩怨转嫁到患者身上。

　　至于收入分配方面，行政化的集中计划体制的典型特征是重物不重人。20世纪50年代国有部门确立了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影响到医院，医生的知识、技术之价值被严重低估。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资本重于人力的倾向：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偏低，如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技术价值和职业风险得不到应有体现。一个接受了八年、十年医疗专业教育，又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历练的高级医生诊疗一个病人的费用只有十四元，这样的价格恐怕是世界上最低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医院中各种大型检查、治疗设备项目价格则明显偏高，动辄数百、上千。

　　这样的价格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可能是因为，这种价格结构关系到那些居于行政体系中上游的人员的利益，维持这种结构有助于他们抑制专业技术在医院治理结构中的权重。

　　而如此物贵于人的收入分配格局，当然会对医生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医生不具有职业尊严感。在一般国家，医生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是白领中受人尊敬的群体;医生是有一种职业自豪感的，这种自尊感部分缘于较高的相对收入。但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却一点也不出奇。其实际收入可能是相对较低的，尤其是正规收入。这样的医生不大可能具有职业自尊感。而一个丧失了自尊的人，不可能是负责任的人，也很难具有关爱他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