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一生遇生命危险，多至十余次，幸自身机警灵敏，都能避免。计在煤矿中有四次，天空中有五次，在地面上有两次，兹述之如下：

　　1.煤矿中遇险四次

　　(1)煤矿中工作，为一极危险之工作，稍一不慎随时可遇危险。在匹兹堡烟煤矿实习四月，幸未遇危险，及改至Seraneton(塞兰顿)白煤矿实习，遇有四次危险。余因大学硕士毕业生，去煤矿实习与普通工人不同，有经验丰富之矿工领导工作，领导余之工人名曰Kelly(凯利)，修理坑道上面之电线时，余忽然听到顶上有破裂之声，急急将Kelly拖开工作地点，不到数秒钟，头上有一块大逾一英尺(1米=32808英尺)见方之石块坠下，幸我将Kelly拖开，否则必遭压死，Kelly非常感恩，而愿将其经验告我。

　　(2)Kelly与我正在修理导风向之木门时，忽闻坡上有声自远而近，余急把Kelly拉离开门处，有两煤车脱钩由坡上滑下，其势甚猛，将门撞碎，而Kelly与我幸免于难，亦幸余听觉灵敏，赶早离开此门，否则不死亦将受伤。Kelly逃过此劫，对我更加友善，凡有所问，必详以告我，我得益不少。

　　(3)余之工作改为预测该区煤气情况，在一般工人入坑工作之前一小时，余先入内测知煤气之实况。其煤气重者，该区应暂时停止工作。而以木板上书Danger(危险)，以禁工人入内。是日有一地区，煤气过重。余乃以Danger之木板数块阻止工人入内，不料有一匈牙利籍工人，名Jimmy(吉米)者不听指挥，擅自入内大便及吸烟，不料煤气爆炸，而被烧死于内。余当时一闻煤气爆炸声，即扑在地上而幸免于难。公司立即派人调查，见该区四面道路，均有我放置Danger之板。而Jimmy之死，为其犯规入内吸烟，自己烧死，而又害及他人，而我无罪。

　　(4)我之工作又改在通风。矿内通风，全靠通风机之送空气入矿，而以门导之，使之畅流无阻，使每处气流畅流而无煤气停滞。余此时之工作，就是使矿中空气流畅。一日，时在下午4时半，工友均纷纷准备下工，走至升降机等候，我稍迟下工，正在走向升降机途中，忽然感到自己忘记右肩之工具(一斧及一锯)，乃回去取，正转回取工具时，忽听到身后之隧道之顶坍下，我幸回头取工具，否则必然压死在坠顶之下矣。其实我并未忘记，工具全在我右肩上，其时灯光熄灭，在黑暗中寻找出路，幸我主持通风工作，何处有小洞可通，摸索而得之。越过小洞，可通至另一隧道而外出，工友知隧道顶坍塌，以为Chen(陈立夫)必压死在内了。不料，我竟由小洞出来与众晤聚。于是大家共同将我举起，以示庆祝，余亦以不被压死而私自庆幸，认为祖宗积德所致。

　　采矿生活，是一件极危险之工作，随时有被压死、炸死之危险，幸煤矿工会负责人十分能干，时时派人去各矿视察，将不符合安全之处，立即要求矿主纠正改善，否则为省事省钱不管工人死活之矿主可以违反条约，而违约可使工人死于非命，徒呼枉死而已。余适逢美国白煤矿区大罢工，而又适逢蒋校长之催返而回国，但对矿内之实习经验已亲自经过不少矣。

　　2.空中遇险五次

　　(1)奉命飞新疆与盛世才交涉，安放汽油从阿拉木图至兰州之间各站，以备将苏联军援物品能陆续运到，以应所需。由于盛世才素所最崇敬者为我，所以蒋公特派本人前往交涉。盛对我所要求者，全部允诺。当初出发之时，在芜湖登机，同行者有回国之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盛世才率大批卫队将去飞机场迎接。飞机在芜湖起飞数分钟后，日机来投弹，幸吾机已起飞离去矣。接洽事毕，飞返汉口，机中满载盛所赠与之哈密瓜。飞机到了哈密，狂风飞沙大作，飞机迫降。次晨起来，知飞机被风吹走了，以汽车找寻，找到飞机拖回再起飞。

　　(2)经兰州向西安飞行约25分钟前，飞机师来报，有日本军机一队十余架飞向西安，机师请示是否仍向西安飞，余问：“如退回兰州，油够不够？”答曰：“勉强。”余即作决定而答曰：“向西安飞”。三分钟后，飞机师又报，曰：“敌机已向南飞汉中矣”。吾机安抵西安上空，地面人员均在防空洞中，无法降落，只好在上空转圈数分钟后，始能下降。省主席蒋鼎文亲来迎接，在省府吃完午饭后，即飞汉口。

　　(3)不料汉口亦正在紧急警报中，匆匆下机，飞机则西飞宜昌避难，而日机仍投炸弹，伤及侍从室飞机，余则安然抵达汉口矣。此行回程飞机在哈密遇大风迫降，将抵西安，又遇日机，到汉口时又遇紧急警报中，然余均无恙，可谓大幸矣。

　　(4)民国二十六年底总司令部退守汉口，不久又将退守重庆，陈布雷兄决定乘船经洞庭湖再由陆路经贵州去重庆，朱家骅兄拟乘飞机直飞重庆，二人均约我同行，各赠我一票，余难作决定。是晚忽得一梦(余不常有梦)，有老虎从天上下来，欲吃我。醒来余认为“虎”与“祸”同音，祸从天上来，则余应向天上去，遂决定与朱家骅兄同飞，而归还陈布雷兄之船票。不料日机见洞庭湖中有大船，遂向下以机枪扫射。原来预备余所睡之床，得有三颗机枪子弹。陈布雷兄在湘上岸后，即来电告以此事，谓幸余未接受其邀请，否则危矣。

　　(5)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闽变”事起，蒋公在杭州，政府在南京开会主张讨伐，命余将决议案乘飞机去杭州，呈送公事至蒋公。其时南京只有教练机可乘，机师为石曼牛，彼坐在前余坐在后。飞至半途，忽遇狂风大雨，及抵达杭州笕桥，雾重见不到地面。环绕数周，始勉强下降。石曼牛告曰，如再有五分钟下不去，则油尽危矣。

　　3.地面上遇险两次

　　(1)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为胡汉民老同志国葬于广东番禺县龙眼洞狮岭斗文，余被委员长蒋公派为代表前往致祭。墓地为新辟，其大道引入墓地，由新辟泥路导入。余在前导行，忽感觉向前行去不安，提前右向而再向左转，而达墓地。一切礼节均已安排就绪，余因代表委员长故走在最前面。余见前面之民众堆里，人数杂乱，离预定右转之处约十五步远时便向左转，向墓地前去，然后再向左向右转向墓地。礼成，未发生任何事情。回到住处即接到自汉口来电称，杨永泰于汉口渡江时被人枪击身亡，凶手被捕，由军法审讯，后由凶手口中知，此事为刘芦隐主使，原计划拟同时打死二人，杨永泰与陈立夫是也。余受天佑，去国葬场临时改变路程而逃避暗算，则为又一次余得天保佑而逃脱一劫。

　　(2)上海北车站，是我去上海下车之站。有一次我在快到上海之一个小车站“真如”，突然感到心地不宁而下车，搭一计程车至上海。不料此一预知之感觉，竟避去上海北车站的一次狙击。

　　四书中有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余之遇险，都在工作之中，而能死中逃生，都在感觉灵敏，预先有灵感者，可称为祖宗之积德，亦可称为命不该死，此均使余已活到一百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