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摘自：新浪新闻中心）因为没有去处，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留观室内，住满了老年慢性重病人。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图）

　　2012年2月29日晚上七点，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微博)发布了市委书记俞正声给市民秦岭的回信。

　　此前一天晚上，在陪病危的父亲住院时，担心再度被医院“赶走”的秦岭，花了四个小时，用手机写了一封致俞正声的公开信，发在自己的博客上。

　　公开信中，秦岭历数了自己的父亲秦金培——一位肺癌晚期病人——无法正常住院的遭遇。

　　这封公开信很快在微博上四处转发，后被上海舆情部门发现，并建议俞正声回复。

　　在回信中，俞正声认为秦家遭遇“制度缺陷的伤害”，并承诺将争取在制度上有所改进。

　　市委书记的关注，在秦父数次被医院“赶走”之后抵达。医院将秦父从原来的8人病房调到一个2人病房，并邀请外院专家前来为其会诊。

　　秦父此时获得的、早就该有的正常治疗，为时已晚。3月1日下午6点，在俞正声回信23小时后，秦父病逝。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秦金培求医过程中所遭遇的“住院难”现象，在上海十分普遍且由来已久。某种程度上，它是医疗制度积弊的产物。20万上海癌症病人和更多其他慢性病人或正在承受跟秦家一样的痛苦。

　　"治不好的病，影响医院的“治愈率”;死在医院，影响医院的“死亡率”，如果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周转率”，将影响医院来年的医保预算。"

　　给俞正声写信时，秦岭刚刚在上海控江医院为父亲办完住院手续，这已是自秦金培确诊肺癌两个月来，他们辗转住过的第五家医院。

　　2011年底，58岁的秦金培因突发脑梗，入住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结果住院后查出肺癌，医院建议其到大医院进一步治疗。

　　在秦金培生病住院之前，秦家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上海小康家庭，因企业减员，父亲秦金培于上世纪90年代离开原单位做一点小生意，母亲也有自己的工作。秦岭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家里经济条件越发宽裕。事发之前，全家人原本打算去远游。

　　秦金培的病将一切改变。从生病到去世短短三个月里，秦金培虽然和大部分上海市民一样享受医保，但自费部分仍将近10万元。“父母的积蓄花完，我半年的工资也全搭上了。”秦岭说。

　　不过，就秦家的就医经历而言，钱其实并非主要问题。

　　2012年1月17日，在上海肺科医院住院后，秦金培被确诊肺癌晚期，且已转移到脑部。在做完各项检查，经过一期化疗之后，秦金培被上海肺科医院要求出院。

　　在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琳(化名)看来，对于大部分上海医院而言，秦金培都是一位不受欢迎的病人。

　　“由于病情危重，不能做手术，化疗、放疗的空间也很小。对医院而言，就失去了治疗价值。”马琳说，“此外，这样的病不可能治好，影响医院的‘治愈率’，一旦死在医院，进一步又影响医院的病人‘死亡率’，而这两项均是卫生部门考核医院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

　　“更重要的是，癌症病人往往需要长期住院，而这会严重影响医院床位的周转率，而床位周转率不仅是卫生局考核医院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更是和医院来年的医保预算挂钩。”马琳说。

　　上海的医保实行的是“总额预付”制，这项制度规定：医保部门在每个医保年度的年初，会预算一笔“医保总费用”交给医院。而医院当年获得“医保总费用”的多少，要以上一年度的医保总费用为基础，并结合医院上一年度的门诊、住院人次及次均费用等指标有一定上浮。

　　因此，提高病床周转率，扩大住院人次、降低次均费用，就成为医院争取来年更多医保预算的重要举措。于是，医院内部纷纷出台不成文规定，比如，要求病人住院不超过两周，并要求科室和医生贯彻落实。而面对病人询问时，则统一回答是“医保局规定的”。

　　但上海市医保局监督所前所长陈克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我所知，医保局从来没有针对病人住院天数和处方额度等做过规定。”

　　2011年下半年，上海市卢湾区部分政协委员曾在一份提案中反映当前医保制度带来的弊病，如医院优先收非医保病人、推诿医保重病人，甚至在年底前不接收医保病人、让不满足出院条件的医保病人强行出院等。

　　秦金培的遭遇，正是上述问题的缩影。

　　据秦岭回忆，父亲从肺科医院出院时，医生说三周之后会电话通知做第二次化疗。但秦家再未接到肺科医院的电话，也再未能住进这家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