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来源：生命时报）我去美国进修的时候，中美在医学科技发展上还有巨大差距。比如在美国做搭桥，就像做阑尾炎一样普通，冠脉造影、球囊扩张术也都很普及，而当时中国能做搭桥手术的心外科医生寥寥无几。也正是因为技术稀缺，有些专家持保守观念，认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当时的搭桥、支架等手术，年轻医生很少有机会上手。

从美国回国，我回到了北大医院。当时我一心想筹建平台，培养更多介入技术人才，建立心脏中心。但那时北大医院的教授只能春秋两季招生，每次只能招3~5名，还要转门诊、急诊、病房，真正接触介入新技术的时间很少。另一方面，渴望来医院进修学习介入技术的医生又特别多。北大医院的老领导，包括汪丽惠院长、许玉韵教授等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但受限于机制，一时难以突破。我想，如果按部就班地推进，速度太慢。我迫切想改变。

1993年，时任北京朝阳医院的金大鹏院长向我发出邀请，我提出成立心脏中心的想法，得到了全力支持。于是，我在朝阳医院办起了介入治疗技术的“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主要抓四大技术推广——起搏器、射频消融、PTCA(球囊成形术，后来有支架)、搭桥手术。全国各地医院的年轻医生纷至沓来，每期五六十人，没宿舍大家就在外面租房。为了让年轻医生真正学会，我通过长城会(长城国际心脏病学术会议的简称)的平台，邀请美国、日本、德国等各国专家，做技术培训实况转播，让医生身临其境，看手术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那个年代，医院没有转播设备，我就请央视的朋友帮忙，借出专业器材进行转播。每次集中培训4~5天，我边翻译边讲解，每次讲完都会声带水肿，声音嘶哑好几天说不出话。参加培训的学员特别踊跃，我带回大量国外资料和幻灯片讲给大家，很多人站着也要前来听课。

成立心脏中心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必须打破科室界限，心内科、心外科医生一起讨论病例，为患者优选最佳治疗方案。但当时医院心内科、心外科是两个不同的科室。由于心脏中心的整合组建，还发生过一次“冲突”。

当年，超声室在各医院都是独立的，导管室归放射科管理，每次心内科为患者进行检查，都要进行预约，流程比较繁琐。心脏中心成立后，由于经常要抢救急诊患者，没有节假日、白天黑夜之分，如果夜晚患者来了，再找导管室医生找钥匙开门，抢救时间耽误不起。本着让临床更高效的目的，我提出将心电图、超声、导管室等划入心内科(心脏中心)的建议。医院觉得协调起来很棘手。

由于迟迟没有结果，几位年轻气盛的心内科医生就跑到金大鹏院长那评理，“我们不是为了‘抢’导管室，而是为了能抢救急诊病人。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请院长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金大鹏院长当即召开现场办公会，做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把现有导管室划归心内科管理，另外再重新购置了一整套机器设备给原放射科，这样就方便两个科室同时开展工作。于是，朝阳医院首开了“由心脏中心管理导管室”的全国先河。

后来，心脏中心的模式陆续被更多医院借鉴。但我心目中真正的心脏中心，应当兼有心内科、心外科，心内心外应是一家。但时至今日，心内科、心外科之间在病人身上争夺利益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贯彻起来依然很难。从医这么多年，我认为，医疗服务的进步，技术是最简单的，最难的还是理念的改变。(连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