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点说，曹操起家多少也得益于瘟疫，尽管这肯定不是他本来的愿望。

　　曹操是靠镇压黄巾军叛乱步步高升，并且建立私人武装的，比如说青州兵和兖州兵，都是由黄巾军战俘的精锐壮年所组成的。而说到黄巾军，就不可能不提到张角。黄巾叛乱的领头人张角最初是依靠太平道来宣传自己的，而太平道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给人治病。能否帮人治好病，这个不好说，但作为政治笼络手段很有效。黄巾军一度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以上会众的组织，甚至在黄巾军叛乱结束后，张角的传人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直持续到建安末年，才在曹操和刘备的双重夹击下灭亡。

　　所以，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曹魏政权在创始之初，瘟疫多少帮了他一点忙。但是，这个帮忙的成本未免太高了一点。曹操有首著名的诗《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大瘟疫使得中国北方人口骤减，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打击和摧残，对于曹魏政权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说，这样的人口损失，导致曹魏政权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财力来统一全国。

　　需要注意的是，瘟疫不光夺取了普通百姓的生命，一些社会精英分子同样不能幸免。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未称帝时，写了一封信给吴质，其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起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 徐、陈、应、刘就是徐干、陈琳、应疗、刘桢，不但这四个人，那时连有名的王粲、阮痨都在一场大瘟疫中死去的，可知是一场弥漫上下阶层的大恐怖。

　　在政治、经济受到瘟疫的打击过后，曹魏政权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军事上受到了重挫。比如说决定全国命运的赤壁之战，现在的观点多数认为是曹操军事上的失策。但实际上，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曹操军中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事后曹操在答孙权的信中，又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之固然是自我解嘲。但若不是真的瘟疫流行，他也无从作为借口的。而曹操败军以后，回到谯县又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在建安二十三年时候，曹操又宣布说：“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另外，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当时中国南方受瘟疫的影响不是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气候剧烈变动，由于纬度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受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南宋时代，金元四大家这些名医往往也是出现在瘟疫比较流行的地区。

　　不光是曹操受到了瘟疫的惩罚，实际上，他的子孙和后续政权，也被瘟疫所困扰。从晋朝开始，经历了看起来是无休止的瘟疫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出现了集体癫狂。比如说“穷途末路”的典故，就深刻的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的迷茫状态。

　　为了抵抗瘟疫，魏晋时许多上层人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这种瘟疫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退化，不仅对中华文明有着极大杀伤力，另外一方面，导致佛教迅速传入中国，并由此引发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文化变动。佛教的轮回和万物虚空理论，能够让人们在精神的极度萎靡中找到安慰。当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势必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体系的变化。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都加入到了这个阵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多少道出了当年魏武大帝惆惘，一代豪杰，却无奈何小小微生物。当然，曹操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面我们就说过，建安年是一个医学大家辈出的年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东汉末年到底是什么瘟疫如此猖獗？另外，有关建安三名医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仅是促进了医学这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试图拯救整个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