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来源：生命时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已达半年之久，各国都遭受了沉痛损失。截至7月6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了1100万人，死亡超53万人，每18秒就有1人因新冠死亡，且超过八成的死亡病例都来自欧美国家。同样是新冠病毒，为何在欧美更致命?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专家认为，欧美国家应在防疫策略、医疗救治等方面有所加强，才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受访专家：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胡必杰

超八成死亡病例来自欧美

　　截至7月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每10万居民死亡人数排前十的国家是：圣马力诺、比利时、安道尔、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法国、美国、荷兰。死亡病例总数排名前十的国家是：美国、巴西、英国、意大利、墨西哥、法国、西班牙、印度、伊朗、秘鲁。其中，八成以上死亡病例来自欧美国家。

由此可见，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新冠死亡人数没那么多。除印度、伊朗死亡人数过万外，其他国家多的有数千人，而日本、韩国等死亡人数为数百人，新加坡、泰国等只有数十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至今已有近13万人因新冠死亡，每10万居民死亡近40人。美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的4%，但新冠死亡人数占全球的25%。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人口数量占世界的18%，但死亡人数仅占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认为，实际感染者(包括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等)是否被统计，对最终公布的数字有决定性影响。比如，意大利等欧美国家最初只对住院患者进行核酸检测，症状较轻的人很少做检测。所以，报道出来的病例都是较严重的，这在无形中提高了死亡率。而韩国等一些国家扩大了检测人数，计算出来的死亡率就比较低。

胡必杰介绍，目前测算新冠死亡率，主要用两种方法综合评估：

1.病死率，每100例新冠患者中死亡人数所占比例，欧美主要国家为4.5%~15%，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国为5.5%;

2.每10万人口中因新冠死亡的人数，这样不管轻症还是重症都在统计中，前十位的全部是欧美国家，大多数欧美国家为6~60，中国是0.33。

当然，第二种统计方式也不完美，受人口结构影响很大，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每1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就越多。不过，胡必杰认为，虽然各国计算死亡率方法不同，但这并不是造成新冠病毒在欧美致死率高的主要原因。有外媒曾报道称，多数国家报告那些在医院或经检测确认感染新冠而发生的死亡，而美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家，有些人是在并未进行检测以确定感染的情况下，就已经死亡并埋葬了。因此推测，新冠在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可能还更高。

八大原因让欧美新冠更致命

　　为什么经济最为发达、医疗资源非常雄厚的欧美国家，却遭受如此之高的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从四方面进行了分析：

①人口结构不同

研究显示，感染后的严重程度与患者年龄及是否患有基础性疾病有关。胡必杰说，整个欧美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长，老龄化程度高，高龄老人多。新冠的死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中，尤其是在养老院、护理院这些机构中。例如，意大利确诊感染病人的平均年龄为63岁，在美国和瑞典，65岁以上老人占新冠死亡人数的80%以上。

②毒株变异

法国病毒学家发现，法国毒株与中国、意大利的病毒株不同。英国《细胞》杂志近日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目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新冠毒株来自欧洲，该毒株已发生变异，比最早在武汉被发现的毒株更易传播，但似乎没有增加疾病严重程度。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表明，毒株在扩散时产生变异，在免疫或环境上适应了东亚人口。但是，胡必杰认为，病毒变异是否会让死亡率更高，需做深入研究，但对比国内病例和过去几个月的境外输入病例，并未发现境外输入病例的重症化程度更高，也未发现致死性上有所不同。

③基因和免疫强弱

外国专家认为，亚洲人和欧洲人在白细胞抗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控制免疫系统对病毒做出反应的基因。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果把年龄因素考虑在内， 黑人死于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是白人的4倍。胡必杰表示，亚洲人并未表现出比欧美人更强的免疫力，但欧美国家黑人死亡率更高，可能与黑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工作性质(更多从事与很多人打交道的服务工作)和快速医疗救助的可及性不足有关。

④肥胖率的高低

日本、韩国肥胖人口比例不到5%;西欧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36%。胡必杰说，肥胖是导致新冠肺炎重症病例的一大风险因素，而亚洲国家普遍比西方国家的肥胖率低得多。

胡必杰分析认为，造成新冠在欧美更致命的原因远远不止上述这些，以下四方面也不容忽视：

①医疗保障是否充足

日本老龄化较严重，但良好的卫生条件、全民医保和国家对老年人的重视，使得死亡人数较少。德国和意大利的老龄化水平相当，但两者死亡率明显两极化，德国病毒学家斯蒂默认为，重症监护情况较好，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医生和设施，也许是幸存率更高的原因。胡必杰说，一旦卫生体系因病例猛增而不堪重负，便难以避免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患者死亡。欧美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医疗资源挤兑，连纽约那么好的医疗条件，重症监护病房也已人满为患。抢救物资，如呼吸机的短缺，也导致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②救治费用由谁支付

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相关治疗费用全免。许多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秘诀，但这在欧美国家很难实现。例如，美国大部分医院是私立的，只有在核酸检测为阳性后，保险公司才会支付费用，检测和治疗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元。而超过10%的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导致许多感染者不会主动就医，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增加。

③综合救治水平是否灵活度

胡必杰指出，在欧美国家新冠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不准使用某些药物的情况，他们通常只有诊疗指南推荐的药物才能用，治疗策略不像中国灵活。比如，欧美最近才发现用地塞米松可以减少重症患者50%的病死率，但中国医生早就第一时间用到临床，对短期内肺炎快速进展的患者有较好治疗效果，降低了重症转化率。

④防疫政策和全民意识是否充分

瑞典死亡率一度全球最高。瑞典早期主张“不隔离、不封城、不大规模检测”的策略，靠“群体免疫”对抗疫情，学校、健身房、咖啡馆、酒吧和餐馆都照常营业。但近日，“不封锁”政策的设计者承认，其防疫工作明显有改进的空间，这样死亡人数就不至于如此高了。在美国，民众防控意识也令人担忧，竟还有人开“新冠派对”，故意让人们与感染者接触，希望以此获得免疫。这些做法都令人匪夷所思。

欧美死亡率后期会降低

　　胡必杰称，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所有流行病学研究都存在数据不完整的问题，根据初期数字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随着新数据出现而改变。

首先，统计之外的病例与死亡数量，各国都可能有“存量”，尤其是疫情恶化迅速、感染与死亡病例数量都很大的国家。将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在疫情平稳之后，估计都会进行相应修正。当前，中国武汉已修正，瑞典也在准备调查死亡病例统计。

第二，由于定义不同而高估新冠死亡率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比如意大利将任何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的死亡都归为与新冠有关。西班牙流行疾病和公共卫生中心研究员拉劳里称：“老年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器官可能会迅速衰竭。这类人真正死亡原因是潜在疾病，新冠病毒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第三，基于各国监测新冠病毒流行方式的调整，死亡率可能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因为当一种新疾病首次出现时，检测通常只针对重症患者，这些患者死亡率高。而之后，检测可能涉及轻症人群，他们的死亡概率就较小。

胡必杰认为，早期发现、诊断和干预，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必须将救治关口前移，才能降低重症转化率。欧美国家不妨多采取一些灵活的救治方案。例如，在诊断上，可以多做些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这样会对病情针对性更细致明确。

在早期干预方面，中国研究显示，发病后10天内使用羟氯喹，常规剂量，可降低重症化，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对部分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少量、短时间内给予糖皮质激素，控制使用量，可获得较好效果。对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在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治疗新冠。对病症发展快、低氧血症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的患者，正确选择氧疗方法很重要。不少患者早期存在广泛凝血功能障碍，早期抗凝干预十分重要。此外，营养支持也要跟上，如果多天不吃饭，诱发低白蛋白血症、心肌水肿，很容易重症化。免疫功能较差的，可注射胸腺肽，特别严重的患者，要注意炎症因子监测，发现不良苗头及时干预。有些患者累及心脏、心肌，导致心率失常的，需及时应对，这样能避免一些患者因心脏疾病而突然死亡。

胡必杰认为，欧美国家未来的新冠死亡率不会明显增加了，至少从目前治疗经验来看，不会像早期那么严重。让轻、中症患者避免向重症化发展，提高重症综合救治水平，尤其是避免医疗资源挤兑，治疗结果就会好很多。新冠感染人数已突破千万，以目前的增长速度来看，很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最终超过2000万人感染。但好在欧美国家已经在干预，区域封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追踪密切接触者、多种隔离方法等措施，在许多国家有效降低了新冠发病率和死亡率，但仍要警惕复产复工后疫情反弹，造成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可能。

胡必杰表示，当前最理想的状态是，期待疫苗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冠，但我们同时要有思想准备，疫苗可能不会起到很大的预防作用。甚至，如果病毒出现变异的话，即便是今年有效，明年也不一定效，正如流感中，根据去年流感病毒研发出来的疫苗，不能对今年的流感病毒有效。因此，相关新冠药物研发也不能停，人类要做好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的准备，注重增强免疫功能，保持环境卫生，公共场合戴口罩，改变不良行为习惯。